4月9日，在“2008中國改革論壇(佛山)”上，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思危在結束了“制度創新是改革核心”的演講后，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直言：“大部制改革，不簡政就難以取得精兵的效果。”

他說，機構調整在職能只增不減的情況下，只會重蹈機構臃腫的覆轍。“我是贊同壓縮發改委等機構職能的”。

成思危發出疑問：“出現綜合性的部門來收集信息、判斷形勢、協調部門是有必要的。我們以往的計劃經濟體系的‘計劃部門’就是發揮這個作用的，但是為什么到后來，綜合協調的作用反而發揮不出來呢？”

他自問自答道：“要提高部門的行政效能，首要的任務就是壓縮機構設置。”

他對記者們笑稱：不是說改革不能夠悔棋，是因為改革有路徑依存的效應。走錯了再悔棋，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在談到以制度創新為核心的改革進程時，他提出了四個需要著重處理的關系——法治與人治、公平與效率、政府與市場、集權與分權。

在“法治與人治”的關系上，他認為，近年來我國在遏制官員腐敗的問題上，已經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但要取得徹底的成功，就需要在制度設置上進行有效的調整。

“我們的官員在裁量上有太大的自由度，這就是人治。”成思危尖銳地指出。

在成思危看來，依法治國是通過依法行政來實現的，但最終的落實還在于依法治官。“遺憾的是，很多地方的立法者甚至都沒有意識到違憲是最大的違法。”成思危以他在全國人大的工作經驗，談憲法的絕對權威問題。

在“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上，成思危擔心社會上出現的向公平復歸的跡象。“不能讓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

他解釋說，人們在處理公平和效率的關系時，容易混淆“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之間的關系。

初次分配還是強調效率為主，二次分配來讓政府擔當維護社會公平的責任，而三次分配則是建立在先富階層自愿基礎上，對貧困弱勢群體狀況的幫助和改善。“這不是制度的范疇，是道德的范疇”。

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上，成思危側重提醒的是政府宏觀調控的必要性和戒尺。此一“戒尺”受限于市場的基本規律：“政府的行為舉動不能違反價值規律、不能違反供求規律、不能違反競爭規律”。

在“集權與分權”的關系上，成思危認為地方在GDP上的競逐是制度的結果。“根本上講，動力來自于中央”——中央和地方財權和事責上的不匹配，就難以在短期內扭轉地方決策者的發展走向。（來源： 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