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4月29日電 《瞭望》周刊刊載文章指出，文化體制改革是繼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教育體制改革、科技體制改革和衛生體制改革之后，中央的又一重大決策。在3月底召開的全國文化體制改革工作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強調，這項決策關系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局。這次會議對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作了總結，并對推進文化體制改革作出具體部署。

文章說，牛仔褲、麥當勞、好萊塢、迪斯尼、NBA、搖滾樂、互聯網、信用卡……伴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這些具有鮮明美國特色的文化標記也在世界各個角落大行其道，甚至人們的生活方式、思想觀念都面臨著西化的影響。正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基于對中國文化處境的反思，對文化戰略地位的深刻認識，中央適時作出了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重大決策。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章建剛說，國家此時力推文化體制改革，希望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是形勢緊迫、更是責任使然。

全球化的緊迫形勢

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所副所長、國家文化產業創新與發展研究基地副主任陳少峰也屢屢提及“緊迫”一詞。這個“緊迫”，源自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壓力，源自年輕一代健康成長的壓力，也源自維護國家戰略安全的壓力，但都跟全球化的大背景密切相關。

文章說，我們身處的是一個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的國際環境，面對的是一個文化市場資本和投入日益多元的復雜局面。按照中央的要求，準確地傳遞我們的國家形象，鞏固和擴大中國優秀民族文化的陣地，增強國有文化資本的市場控制力、影響力和帶動力，顯得十分重要。為此，我們需要進一步鞏固文化領域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民族文化的主體地位，形成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和以民族文化為主體、吸收外來有益文化的文化市場格局。

人民群眾的文化需求

文章指出，如果說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緊迫感更多來自于外部環境，那么對改革的責任感，則是執政為民、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的內在要求，這一背景不容忽視。章建剛將“責任”表述為兩個方面：第一，在中國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和物質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時，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在迅速增長，并呈現出多方面、多層次、多樣性的特點，政府有責任滿足公眾的文化需求；第二，發展的含義中應當包括人的全面發展，因此一個能夠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創造性的社會，它的發展才是健康和諧的，也才能讓人感受到更多的幸福感，政府有責任努力創建這樣的體制和機制。

此外，深化文化體制改革，也是希望能夠充分發揮廣大文化工作者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使中國寶貴的文化資源得到有效利用。

適應市場經濟的全新環境

文章說，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另一個大背景是現代化。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文化發展的環境和條件也發生了深刻變化，原有文化體制大多脫胎于計劃經濟時期，與不斷發展變化的經濟基礎和體制環境不相適應的矛盾日益凸顯。

文章稱，當然，這種局面的扭轉最終需要沖破體制的障礙，把混淆的公益性文化事業和經營性文化產業之間的性質厘清，把混淆的事業職能與企業功能捋清。具體而言，需要政府“養起來”的公益性文化事業，應該經費到位，并通過內部改革增強其活力；同時，需要政府“放開手”的經營性文化產業，則應鼓勵其在市場競爭中學習生存，并壯大實力。

由試點走向全面鋪開

文章指出，在這三個大的背景取得基本共識后，根據中央的部署，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工作節奏明顯加快。2005年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強調要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積極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創造更多更好適應人民群眾需求的優秀文化產品。一方面是理論的不斷深入，另一方面，改革的實踐也取得了較大突破。在2003年召開的全國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會議上，中央決定在9個省市和35個宣傳文化單位進行改革試點。以此為起點，中國的文化體制改革轉入試點先行的摸索階段。

文章說，兩年多來，試點地區積極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實行政企分開、政事分開、管辦分離，理順政府與文化企事業單位的關系，“黨委領導、政府管理、行業自律、企事業單位依法運營”的文化體制改革目標模式已經基本清晰。同時，積極改進審批方式，簡化審批事項和程序，使管理工作更加科學規范。積極探索對文化領域國有資產監管的新途徑、新辦法，探索解決文化領域國有資產產權主體模糊、出資人不到位的問題，使國有文化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路徑與經濟體制改革并軌。

有關機構完成的《2006年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認為，上述措施將理順產業發展的環境，極大地解放文化生產力。因此樂觀預言：存量領域國有文化資產之間兼并、重組、整合的速度將加快，迅速產生一批跨行業、跨媒體，具有品牌競爭力和戰略投資力的產業集團，大大提高中國文化市場的集中度，使“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浮出水面。新型的文化產業格局將有利于政府對文化產業實施基于市場的內容監管，推動“民族文化為主體、吸收外來有益文化的文化市場格局”的形成。中國文化管理體制將融入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統一框架，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將全面融入國民經濟的統一市場。

因此，面對今年年初發布的系統性更強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章建剛表示：“我認為中央此時做出這一決策是國家的一大幸事，因為越早改越主動，越晚改代價越大。但我們也要看到，雖然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工作萬分急迫，但因關系重大，必須充分發揮有關人員的集體智慧，積極穩妥地加以實施。”(張冉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