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視角中的新農村建設

如果幾個月前有人問葉敬忠“新農村”是什么，他可能會和很多人一樣，馬上就能給出答案，而且看起來會非常恰當。可是，現在他不敢了。“農民視角的新農村建設研究”課題組從2006年2月開始歷時8個月，走訪了江蘇、湖南、河北和甘肅4地，共收回農民的有效問卷480份，這讓課題組組長葉敬忠對新農村建設有了和其他學者不同的觀點。那些專家關于新農村的描述其實和農民、農村的情況相距甚遠。社會主義新農村到底應該是什么樣子？農民才最有發言權。

2005年10月，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正式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并把它作為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2006年2月，中央1號文件正式發布，其中的20字方針描繪出新農村的未來圖景，即“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此后，各地開展了許多具體的新農村建設活動，如試點農村民宅建設、農業生產和生活基礎設施建設等。此時，新農村建設成為學術界和媒體關注的焦點。

而由專家學者提出的新農村構想，則是要讓農民的年人均收入超過5000元，村中80％以上的住宅是磚混結構，讓80％的農村家庭擁有彩電，50％的農戶裝有電話（包括手機），80％的農民對村務決策和運行比較滿意，95％以上的農民在本村具有安全感，農村道路是水泥路或柏油路，村中人畜飲水是自來水，每個村至少有1臺可上網電腦，村中沒有因貧困而失學者。

這是一幅美好的圖景。但是課題組的調查發現，不同地區的農民對新農村的理解大不相同，想要獲得一個統一的、完整的新農村定義是困難的。

江蘇農民心中的新農村是房屋改造，就是實行樓房化。在被調查的120個農民中，有66位分別提到“集中農民住房”、“成排的小樓”、“農民居住區”、“小別墅”等。另外，很多人把新農村和“集體農莊”等同起來，希望村里有企業、有工廠。華西村是他們心目中的樣板。

一位農民說：“新農村就應該像華西村那樣，有一排排整齊的樓房，有大片的土地耕種，麥收時有機器收割。家家戶戶有獨立的小樓，孩子念書免學費，有電腦和小汽車。”

和江蘇相比，西北農民眼中的新農村顯然要樸實、簡單得多。在甘肅，大多數農民希望通過村莊規劃使農民的住房更整齊，并建成統一、成排的平房。這些農民對平房的偏好與當地的地質條件、地形、氣候條件不無關系，同時也受到經濟條件的影響。因為當地農民一個重要的收入來源是養殖業，主要是養羊，而樓房并不適宜養殖牲畜。除了住房外，經濟條件的改善也是甘肅農民對新農村的主要認識。他們認為，新農村應該是“經濟寬裕，農民有打工的活干，光種地也不是辦法，化肥開支太大了”。有的農民更直截了當地說：“新農村就是有錢交水費，有錢買化肥，有錢交電費。”

湖南、河北農民心中的新農村又是兩樣。由于和北京、天津等大城市比較接近，河北農民對新農村的想象主要以城市為參照物。不少人認為，新農村就是“農村越來越像城市”；“住上小洋樓，農村城市化”；“和城市一樣，街道有路燈”；“農民不往城里跑，衛生好了，洗澡方便”；“像城里一樣干凈，老百姓好過了，吃得也好，家具什么的都有了”。另外，由于河北有豐富的礦產資源，近年來開礦造成了環境污染，并且因為開礦征地引發了大量矛盾，很多農民也希望在新農村建設中解決這些問題。

湖南農民的新農村夢想主要和農業有關。有農民認為，“新農村就是應當種田機械化”、“糧食很值錢”等。由于當地氣候濕潤多雨，水資源豐富，道路和農田水利設施差的問題相對突出，成為農民亟須解決的主要問題。多數農民對新農村的認識集中在道路、水渠等基礎設施的改善上。有近四成的被調查農民提出“馬路是水泥路，要通到家門口，水渠使所有的田都能灌溉到”。湖南農民還特別提出教育負擔問題，認為新農村建設應該包含改善教育條件和降低學費。

在實地調查中，葉敬忠和課題組在新農村建設實踐中也發現了一些問題。

缺少切實舉措，這是當前一些地區新農村建設中首當其沖的問題。

“農民熱切盼望著舊農村變新農村。可是，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們中很多人并沒有發現自己的生活有多大變化，甚至有的地方借建設之名擾民、害民，又讓農民對新農村建設失望起來。”葉敬忠說。

葉敬忠了解到，目前，各地新農村建設資金普遍存在巨大缺口。

調查組發現，村莊亮化等工程并非農民最急需開展的工作，而改造農村衛生條件等亟待解決的問題卻被束之高閣。

部分基層干部盡管在理性認知上瞄準了農民的迫切需求，但在實際行動中卻出現了偏離，導致部分地方的新農村建設變成了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而影響基層干部行為選擇的最重要因素，是資金投入上的困境和我國干部考核體制中存在的弊端。葉敬忠認為，這暴露出新農村建設中自上而下的“搞運動”式的現象，容易引起農民的反感。

另外，目前的新農村建設大多是搞試點、抓試點。試點村還引發了資源分配的問題。一些政府為了保試點村，就把有限的人財物都向這里傾斜，很難再考慮到普通村的需要，這勢必造成村莊之間的貧富差距和不平等。（董偉）

謹防農民在新農村建設中集體失語

11月21日，記者在《農民視角的新農村建設》研究成果與新書發布會現場，專訪了該課題組組長葉敬忠教授。

記者（以下簡稱記）：為什么會做“農民視角”的新農村建設調查？

葉敬忠（以下簡稱葉）：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目標，引起了全國上下的關注。然而，在轟轟烈烈的新農村建設討論與行動中，我們聽到的主張和建議幾乎都來自兩個群體，首先是官員，從高官到村官；其次是專家，從著名學者到普通研究人員。而農民作為新農村建設的主體和最終受益者，卻在這場關乎自己家鄉建設和自身利益的新農村建設中集體失語了。

雖然農民在理論上被一致認為是新農村建設的主體，但當前的現狀是，專家學者和政府官員成了他們建設家鄉的“代言人”。喪失話語權的農民不可能真正參與新農村建設，沒有農民聲音的新農村建設也必定是紙上談兵。這在實踐中已經顯露出某些端倪。有的地方就出現了“好心辦了壞事”的情況。因此，我覺得，不管是研究人員還是決策層都有必要知道，農民是如何理解新農村建設的，他們面臨著什么困難，在新農村建設中他們的期望和真正需求是什么，對于學者和官員們正在熱烈討論的問題，他們的認識和態度是怎樣的？

記：通過調查有什么收獲？是否改變了先前對新農村建設的認識？

葉：首先，我們感覺到農民眼中的新農村建設和媒體宣傳的有很大不同。

農民對新農村的理解要簡單、具體得多，并且集中在住房的規劃與改造、生活水平與經濟條件的改善、村莊環境的改善、農業生產條件的改進等幾方面。農民更關注新農村建設的五項要求中的“生產發展”和“生活寬裕”，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農民當前改善生活、生產條件的迫切要求。

另外，我國有上百萬個村莊，每個村莊都有各自的特點，勢必存在不同的建設需求。即便是在同一個村莊，不同性別、文化程度，不同年齡段、職業的人，對新農村建設的理解都會存在很大差異。何況，新農村建設涉及許多利益相關者，如各級政府官員、技術專家、村莊管理者、農戶、企業和社會組織等，在他們之間也存在著對新農村建設的預期、建設內容和建設模式等方面的不同看法。調查之前，我對這種多元性的存在只有模糊的感覺；調查之后，我認為，如果我們不能正視這種多元性，并且在實踐中真正滿足這種多元性，我們的新農村建設就可能出現難以挽回的被動局面。

記：對有關新農村建設的國家政策，農民的主要期望是什么？

葉：毫無疑問，農民非常期待政府增加在農村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上的財政投入。這也是被專家和學者經常強調的一個方面。目前，我國從總體上進入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階段，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必須改變農業和農村在資源配置和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讓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義務教育、社會保障、基礎設施、文化衛生等重點領域。其中義務教育、社會保障、基礎設施建設是農戶的普遍需求，也是農民迫切需要獲取和改進的服務。

還有，農民喜歡透明度高的公共政策。糧食直補和良種補貼政策受到農民的熱烈擁戴，其原因就在于它們的執行情況比較好。在與地方干部的座談中，他們也談到這兩項政策是“硬政策”，同時透明度極高，逐級嚴格要求與監督，保證了措施的落實。

所以，說到底，農民的最大期望還是能還給他們國民待遇，讓他們能享受到與城市人相同的“關懷”，讓公路、橋梁、學校、醫院都不僅僅為城市所有。（董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