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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的第三型“藥方”
“建設人口均衡型社會”這一全新的人口理念是我國人口發展進入快速轉型期下的必然選擇。然而，蹣跚起步的人口均衡型社會建設，絕非坦途
本刊記者/陳薇
“給孩子報名？滿了！”今年夏天，北京、廣東、江蘇等地的家長在為孩子報名上幼兒園時，常常聽到這句話。自帶小凳徹夜排隊、園方公開搖號以及屢屢刷新的贊助費金額，各地媒體的生動記錄指向同一個事實：三年前扎堆出生的“金豬寶寶”，其擁擠效應開始顯現。
“北京平常一年生8萬人左右，那一年(2007年)生了15萬人，”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教授認為，“這種人口的劇烈波動也是一種失衡的狀況”。
失衡與均衡，在2010年成為人口學界的熱門詞匯。今年7月10日，在中國人口學會舉辦的“建設人口均衡型社會”學術研討會上，專家提出，要認真深入審視當前人口問題，全面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建設人口均衡型和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統籌解決人口問題——這是中國人口學界第一次正式提出建設“三型”社會目標。
被加速的人口轉型
在有文字記載的絕大多數歷史時間里，中國一直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12世紀初的北宋即超過1億，18世紀至19世紀初的清朝又連續突破2億、3億和4億大關，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人口已達到5.4億。
增量雖巨，增速卻緩慢，究其原因，在于高出生率被高死亡率抵消。根據美國人口學家諾特斯坦闡釋的、目前公認最為完整系統的人口轉變理論，直至新中國成立，中國依然處于“高高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與低人口增長率)的人口轉變起始階段。
此時，歐洲早已完成了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人口轉變。工業革命后，因生產力發展、科技進步帶來的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歐洲人口進入“高低高”(即高出生率、低死亡率與高人口增長率)發展模式；進入后工業化時代，人口出生率也逐步下降，到上世紀30年代，多數發達國家最終進入“低低低”(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與低人口增長率)的現代人口再生產類型。
新中國人口轉變很快顯出了苗頭。在1949年之后的國民經濟恢復期與“一五”建設時期，由于人口死亡率大幅下降，我國即實現了“高低高”的人口發展態勢。
此時，人口學家馬寅初發現，帶給家鄉小孩子的糖果越來越不夠分了。人口迅猛增長，增長率(通常指一年內人口增長數量與人口總數之比)從1949年的16‰上升到1965年的28‰，最多的1963年凈增2270萬人——接近于當年臺灣人口數的兩倍之多。
當人口發展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發展的矛盾日益尖銳，計劃生育政策應運而生。“少生了4億多人，拆除了‘人口爆炸’的引信，使世界60億人口日推遲4年”，2007年公布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這樣評價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歷史功績。
更重要的是，計劃生育政策為中國從“高低高”向“低低低”的人口轉變開創了捷徑。
“中國的人口轉變是由政府運用一定程度的力量強迫促成的，即計劃生育，因此中國的人口轉變具有其他國家不具有的迅速性與突然性”，葛劍雄等著的《人口與中國的現代化(1850年以來)》中如此描述，“人口出生率急速下降，在短短幾年內便完成了歐洲國家幾十年才完成的轉變”。
雖然不是性別比失衡與老齡化的“罪魁禍首”，但作為基本國策的計劃生育，被普遍認為加速了我國人口結構的轉變進程。在多數執行一胎半政策(指頭胎為女孩，可間隔一定年限生育二胎)的農村地區，私自鑒定二胎性別、若為女孩則引產的現象屢禁不止，導致二胎的出生性別比嚴重畸形，從而影響到全國人口的出生性別比自上世紀80年代起一直偏高且持續攀升，2000年以來一直維持在118～120左右的高水平上，2008年我國人口出生性別比甚至高達120.6，遠遠高于105(±2)的正常值。
而計劃生育強力干預下的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使得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迅速擴大，在社會經濟還不太發達的情況下“未富先老”，加速了我國人口老齡化進程。《2009年度中國老齡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全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已達到1.67億。隨著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時出生的人口進入老年，今后人口老齡化速度還將加快。
進入21世紀，人口遷移流動規模愈加龐大。《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0》顯示，目前全國流動人口數量已超過2億。流動人口長期定居和舉家流動的趨勢明顯，“二線”城市和城鎮人口流動活躍，預計在“十二五”期間，城鎮人口將突破7億而首次超過農村人口。
“人口問題已經從過去‘數量增長壓迫型’轉變為‘結構失衡制約型’”，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張車偉斷言。當下，人口數量、素質、結構、分布等方面的問題日益凸顯并相互交織，呈現著前所未有的復雜局面。
與30年前相比，僅僅控制人口數量的計劃生育政策顯然已不能解決所有的現實問題。一個佐證是，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在2003年正式更名為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以弱化微觀操作職能，加強對人口發展戰略研究等宏觀協調職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