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述由頭：隨著黨委換屆完成及此次全國兩會對干部人事的調整，各級、各地黨政領導班子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是恢復高考后的前兩屆大學生，于1977、1978年考入大學的。由于這一群體擔任各級領導干部的人數較多，又都受過高等教育，并且有相同的經歷與背景，因而被稱為“77、78級”現象。

上世紀80年代初，恰逢國家人才短缺，他們一畢業便被國家各大機關、研究院校和大企業所吸收。加之改革開放提供的廣闊舞臺，他們具備了比后來者更好的契機。特殊的成長經歷讓他們集各種優勢于一身，并成就了其今日的政治地位。

經過20多年的歷練，這一群體不少人已經步入中央領導層、省部級高官行列，成為中國政壇一支具有影響力的生力軍。如果將“77、78級”作為一個群體來看，他們所展示的共同特點是什么？與上世紀50、60年代“工農干部”、“革命干部”一代比較起來，他們的行政理念、工作作風、理論水平、個性特點有怎樣的區別？他們親歷改革開放過程，在思想解放大潮和改革開放中得到鍛煉成長，他們將如何適應與影響這個時代？

中國"77、78級"官員:年輕化 知識化 有實踐經驗

“77、78級”現象的出現有其深刻的歷史淵緣

“77、78級”學生來源復雜，大多經歷了“文革”紅衛兵運動、上山下鄉、進廠進部隊的社會生涯，高考時年齡跨度極大，父子同考大學并非極端例證。這一代人，既是“文革”早期的積極參與者，又是被“文革”耽誤了青春、喪失了最佳學習時間的人，還是在“文革”期間世界觀人生觀逐漸成熟的一代人。

在校期間，這一代人經歷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大討論，目睹了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姓“資”還是姓“社”的爭論。1982年，離校后的他們親身體驗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全部歷程。他們雖然不是改革開放的發端者，卻是改革開放的實踐者、推動者和受益者。長期的社會實踐，使得這批人對中國國情有較深理解，對“文革”的反思以及后來在高校所接觸的現代社會科學知識，又使他們對政治有著獨特的認知。比如，堅持改革開放，在堅持基本社會制度的基礎上借鑒人類一切政治文明成果的政治理念，對這些人來說并不需要“解放思想”就能夠達成共識。再如，堅持大政方針同黨中央保持一致與堅持個人獨立思考的統一，注重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一切從實際出發，形成了這批人“務實”的品格，等等。這也是“77、78級”能夠承擔承上啟下的職責、能夠被老一代人及后來的60、70年代出生的人所共同接受的原因之一。

“77、78級”現象的出現是干部成長規律的反映

每一個時代所產生的干部，都會形成具有適應特定時代特點的群體，而當社會變遷時，干部隊伍之間也會發生較大的代際間的群體轉換。干部群體代際轉換的原因:一是年齡的自然更迭，二是時代的需要，即思想行為方式符合時代的節拍就能夠生存下去，而不順應時代的發展則往往被淘汰。因此，干部的成長既受個體因素的制約，又有社會環境的影響。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歷史來看，共和國的各級領導干部大體經歷了這樣幾代人：一是在戰爭年代成長起來的干部，這些人都已離退休了，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已經過世；二是“文革”前參加工作的人，包括“文革”前的大學生，但這批人大多數也退休了；三是以“77、78級”大學生為代表的一代，現在是干部隊伍的中堅；四是上世紀60年代出生的干部，這批干部現在在基層擔任領導職務的較多，少數人因干部政策規定要配備45或40歲以下干部而在地廳、省部任領導職務。因此，“77、78級”現象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屬于自然更迭，也是特定時代的需要、特定時代的產物。

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77、78級”出身的干部的成長是與時代的成長同步的。在上世紀80年代，為了與現代化建設相順應，全黨推行干部隊伍“四化”方針(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其時“77、78級”的人在年齡、文憑方面均占優勢，符合“硬指標”(當時“四化”方針在社會上被稱為硬指標)，其能力和閱歷也足以使其擔當起現代化建設的使命，因此，“77、78級”剛離校不久，就有相當一部分人在上世紀80年代的大規模機構改革中進入了縣(處)級領導班子。這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理解為時代為“77、78級”的人提供了機遇。隨著時間的推移，當老一輩各級領導者逐漸淡出領導崗位后，于77、78年入學的這批人的崗位也逐步發生變化，逐漸承擔起黨和國家各級重要職務。這既是代際間自然更迭的結果，也是社會變遷、對領導者的社會需求變化的結果。

在今天，惟有認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改革開放的人才能夠承擔領導職責，這是最基本的政治要求。而既有相當的知識背景、又能夠在經濟、文化、社會建設方面有實踐經驗，掌握時代特點，則是最起碼的個人素質要求。由此，那些在實踐中磨煉出來的符合社會需求的皎皎者，就成為時代的選擇。

“77、78級”現象的出現是必然和偶然的統一

“77、78級”現象的出現從宏觀上來說是必然的，是與社會需求、時代機遇緊密相連的。只要堅持改革開放，堅持現代化建設，就需要這樣一批人。從另一方面來看，不可否認，“77、78級”現象的出現也有個人的因素、甚至可以稱之為偶然的因素。這些人在走上工作崗位時，展現出突出的個人因素：因在社會底層磨煉多年，憑著個人努力考上大學，有著較強的奮斗精神，所以能夠較快地成長起來；由于有一定的社會閱歷，在工作崗位上易于較快地與他人形成適當的人際關系，等等。但是，一個人能否得到提升，還要取決于多種因素，比如機會的出現，而機會并不是同時展現在所有人面前的；再如，所在單位的內部環境、內部風氣，上級領導的賞識；又如，個性的差異可以導致不同結局，等等，都對人的發展有或多或少的影響。同樣是這兩年入學的學生，也有身居高位而最后因腐敗而落馬的。

如果將“77、78級”作為一個群體來看，絕大多數人成為當今社會的骨干是歷史的必然現象。但是，能否成為領導者、特別是能否成為高級領導者，則有一定的個體因素起作用，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從總體上講，“77、78級”所展示的共同特點，足以使人們從共性上分析歷史的必然作用。

隨著時間的推移，“77、78級”現象終會成為歷史的名詞，新一代各級領導者將會在中國政治舞臺上大顯身手，成為中堅，這在基層鄉鎮乃至縣級領導班子中已經顯露出來，這是歷史的進步。但是，“77、78級”現象會在歷史記錄中留下獨具色彩的一筆。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黨建部教授 高新民)

資料收集

“77、78級”官員主要特點

據不完全統計，僅擔任省部級以上領導干部的“77、78級”大學生已達20人以上。這批新人大部分出生于新中國的五六十年代，屬于“共和國一代”，正處于年富力強階段，有以下特點：

一是相對年輕化。如周強47歲擔任湖南省省長。法國《費加羅報》曾經這樣評說：“中國高官年輕化、知識化步伐加快，似乎是作為十六大后用人的思路在加以推行，這將對中國的未來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二是知識化優勢。這批官員大多數出自名校，具有較為扎實的專業知識，許多人擁有碩士、博士頭銜，屬于專家型官員。在上世紀50、60年代，中國人受到的主要是以計劃經濟為主要特征的蘇聯模式教育。但在上世紀80年代后，包括課程設置等都改革了，引進了西方發達國家的許多新知識，許多人還有機會出國留學。

三是實踐經驗優勢。這批官員中，大部分具有豐富從政經歷和基層生活體驗。不少人當過插隊知青、解放軍、工人、基層團干部、學生會干部、領導秘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