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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金融危機非常深刻地體現了以美國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在冷戰以來面臨重大的考驗，美國高消費高福利的道路已經走不下去了。但是我們國內目前輿論界提的深化改革的目標爭議不少。有的方案明顯在趕超金融危機以前美國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例如有人認為推行社保可以促進消費，卻看不到歐洲失業率的居高不下，和福利制度有很大的關系。中國能否走出適合中國國情，又比美歐模式更能持續的發展模式，是一個非常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國內不少從西方教科書學習市場經濟，而非從比較各國實踐探索市場經濟的學者，往往對美國模式的迷信高于拉美和東歐國家，因為中國沒有經歷休克療法帶來的巨大傷害。他們希望美國金融危機像過去的短期衰退一樣，經過半年、一年之后經濟就可以復蘇了，實際上現在美國失業率高居不下，找不到經濟增長點，國內利益集團的沖突阻止任何破舊立新的改革，社會看不到復蘇的希望，所以美國國會要轉移國內矛盾，發動和中國的匯率戰爭，中國必須高度警惕。歷史上，羅斯福新政和凱恩斯政策并沒有讓美國走出長達11年的大蕭條，結束經濟危機最后靠的的二次大戰。中國在過去的30年走了東亞也就是日本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下一步是模仿美歐發達國家的高福利、高消費、高負債這樣一個模式來發展中國的經濟，還是突破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秩序，發展可持續的全球開放競爭的經濟。非常明顯，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崛起，使美歐技術壟斷下建立的高福利社會難以維系。經濟中心和金融中心在從西方移往東方。這也要求人們的思維和視角要從西方中心論移往多元世界觀。尤其要重新評價中華文明的價值觀和發展觀。
中國的轉型遠比前蘇聯、東歐成功。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沒有搞自上而下的少數精英全盤西化的休克療法，而是用分區試驗來探索中國問題的改革道路。過去30年，中國轉型有個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包產到戶。包產到戶的好處，是調動個人與基礎的積極性，生產決策降低了轉型的風險。但是包產到戶也造成了一個非常大的后果，就是各個區域之間的發展不平衡，這種不平衡已經超過當地區域能夠整合的程度。如何突破由于包產到戶帶來的對中國發展勞動分工和產業升級的局限，使中央和省市協調的難度急劇增加，對此，我們的經濟學家和地方政府的領導是認識不足的。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最近幾年關于房地產價格的討論，對問題的分析表面化，缺乏國際視野和歷史觀念，沒有看到房價問題的背后是教育費用的高漲引起的教育機會不平等，而非簡單的城鄉收入不平等，這是中國經濟結構和教育布局不合理的深層原因造成的結果，單靠行政措施抑制房價效果甚微。我們的口號一直是在調整結構，調整結構的方向顯然比美歐的刺激消費，更有增強國際競爭力的遠見，比如加強基礎建設建設、提高競爭能力、提高技術創新能力。但是對調整國內的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的長遠目標，能否適應中國的國情，走出美歐的局限，主導世界格局的未來走向。尤其在城市化問題上，我們必須注意到美國和印度的模式對中國是不適用的。美國和印度沒有戶口制度，但是至今沒有解決失地農民涌入大城市以后日益嚴重的貧民窟問題。
中國過去30年的目標是調整經濟結構，發展農業、工業、服務業和基礎科學教育的現代化，大方向是沒有疑問的，但是如何調整經濟結構，尤其是城鄉結構和產業布局，是否能照抄照搬美國式的經濟發展模式，尤其是美國式的沿海大城市主導經濟布局的模式，會危及中國周邊的生態環境與國家安全。中國在推進城市化的過程中，過多地模仿了美國縱容房地產泡沫導致產業出走和研發出走。中國沿海大城市中心區老齡化和農村的空心化同時發展。投機性資本導致的房價高漲，正逼迫沿海產業外移和出走，并嚴重打擊大學和科研機構吸引人才的國際競爭力。這次金融危機到來的時候，中國大量農民工返潮和沿海的民工荒表明，，農民工候鳥式的進城模式不可能在沿海城市形成有持續競爭力的產業集群。美日經濟結構變化的歷史經驗，對我們如何調整短期和長期的經濟結構，必須提上議事日程。為此，我們不僅期待近期的“十二五”規劃建議里面能夠提出結構調整的目標體系問題，而且早日啟動未來二十到五十年的長遠規劃，研究適合中國生態和國際環境的城鄉結構與產業布局問題，用科學的長遠規劃來引導短期市場的走向。否則，中國會重復西方和日本的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