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贊成留學生的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這是五年內快見成效，提高我國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上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這是1978年6月23日下午，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鄧小平同志在聽取清華大學工作匯報時對出國留學工作所作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指示。從此出國留學工作翻開了嶄新的一頁。

當鄧小平提出要送一部分人出去留學時，反對聲不絕。此后出國政策一步步放開，每一步都受到重重阻撓。30年前，想留學只能是公派留學，是一種不充分競爭下的、無奈的精英留學。

30年后的今天，中國留學生的足跡遍布全球109個國家，出國留學再也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教育部公布了最新統計結果，2007年度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為14.4萬人，其中：國家公派8853人，單位公派6957人，自費留學12.9萬人。與1978年的860人相比，30年來，中國留學生的人數翻了167.44倍。從1978年到2007年底，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總數達121.17萬人，留學回國人員總數達31.97萬人。以留學身份出國，目前在外的留學人員有89.20萬人。其中65.72萬人正在國外進行本科、碩士、博士階段的學習以及從事博士后研究或學術訪問等。

2008年是鄧小平同志發表擴大留學生人數講話的30周年，從1978年到現在，中國的留學到底走過了怎樣的歷程？

第一階段　1978年-1984年

以公派進修生和研究生為主

由于剛剛改革開放，絕大多數人還沒有想到要去國外留學，即使想去也不知如何申請國外的院校。1979年，文革后的中國第一次派出50位年輕人去美國做訪問學者。但是，這批留學生當時根本不知道該怎么跟美國的大學聯系，甚至對方回復的信件他們也看不懂。而這也是在這個階段中國留學生的一個縮影。這個時期是公派留學的時期，也是出國人數非常少的時期。派出的留學生以進修生和研究生為主。

第二階段　1985年-1989年

自費留學開始出現

1985年，國家提出“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出國留學方針，開始允許自由地自費出國留學。早期向中國自費留學生開放的包括澳大利亞、英國、美國、日本等國。當時美國與中國正是“蜜月期”，申請美國的院校和獎學金比較容易。

當時，全國每年差不多有一萬人選擇去澳大利亞留學，而廣東人最喜歡選擇的留學目的地就是澳大利亞。但那個時期的留學生是比較盲目的，很多人湊齊了第一個學期的學費就匆匆出國，以致下了飛機以后口袋已經空了，必須馬上去找工作。

在這個時期，留學人員的民間組織“歐美同學會”和面向在外留學人員的刊物《神州學人》，為出國留學人員提供了非常大的幫助。1988年12月，國家教委成立了“中國留學服務中心”，為留學回國人員的回國工作提供雙向選擇服務，為留學人員提供咨詢、辦理出國手續等。

第三階段　1989年-1991年

公派人員多滯留不歸

1989年發生了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公派留學人員滯留不歸的現象日趨嚴重。西方某些國家趁機截留和掠奪我國的在外人才。國家及時調整出國留學工作，在繼續貫徹“按需派遣，保證質量，學用一致”的出國留學工作方針的同時，調整結構，堅持選拔條件，精選精派。而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家也紛紛向中國學生關閉了留學的大門。

第四階段　1991年-1999年

留學中介浮出水面

1991-1992年，英國、澳大利亞、美國等國重新向中國學生開放；1996年，加拿大正式招收中國學生；1998年，新西蘭也加入進來。而隨著改革開放，中國經濟持續上漲，有自費留學愿望的人越來越多，這個時期，一個對留學人員非常重要的行業——留學中介開始出現，留學中介的出現刺激了更多的自費學生出國留學。

當時，留學中介無人監管，中介市場非常混亂，一些“無良”中介甚至邀請國外的“野雞”學校來國內開講座、招生，不少家長和學生因此上當、受騙，留學市場亟待整治。

與此同時，1995年起，國家教委開始對國家公費出國留學工作的選派和管理工作進行改革，并于1997年正式實行國家公費出國留學工作選派、管理、回國工作的改革辦法。

第五階段　2000年至今

六成學生靠中介出國

2000年，政府開始審批留學中介機構的資質。目前，教育部共審批了398個留學中介機構，分布在全國30個省、市、自治區。廣東一共有27家(而在2000年，廣東只有5家)，留學中介機構已經逐步成為中國自費出國留學的重要服務渠道。據不完全統計，在最近幾年的自費出國留學生中，60%以上的留學生是通過留學中介辦理出國的。

2003年開始，教育部設立了教育涉外監管處以及開通教育涉外監管網，在網上公布境外有合法資質的院校名單，發布留學預警信息。到目前為止，網上分三期，公布了33個國家超過1.5萬所院校名單，發布留學預警共38期，涉及15個國家。政府的監管措施，進一步凈化了自費出國留學中介服務市場環境，有力地促進了合法留學中介機構的健康持續發展，有效地保障了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段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