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心理并不情愿，但面對他們不能承受的超生罰款，這些超生父母還是接受了女嬰被計生辦抱走而免于罰款的事實。被抱走的女嬰被送到福利院，她們的出生信息被弄亂，取名為“古城某”，被當成棄嬰，然后等待那些國外家庭出“撫養費”來領養，計生辦、福利院從中牟取暴利。

2003年至2005年間，貴州鎮遠縣每年至少有100多個超生嬰兒被強行抱到該縣福利院， 2005年后仍有超生嬰兒被強行抱到該縣福利院，不過人數相對少了很多。

“消失”的超生女嬰，展現的是人倫、貧窮、傳統觀念與利益之間觸目驚心的事實。

本報記者 黎廣發自貴州鎮遠

李澤吉今年32歲，假如算上至今仍下落不明的那個女兒，他是5個孩子的父親，但是現在叫他爸爸的人，卻只有4個。

失去的女兒沒有名字，沒有出生證明，在李澤吉的腦海里，甚至沒有模樣。但是她卻擁有兩個姐姐、一個妹妹和一個弟弟，于是，李澤吉只能叫她“老三”。

老三被抱走的時候只有36天大，李澤吉夫婦當時為了躲避計生處罰，早已雙雙去了浙江打工，在外出打工的兩年時間里，又生下了兩個孩子。

老三的意義，就成了抵計劃生育的四萬罰款。

孩子究竟在哪里？現在叫什么名字？是生還是死？幾年以來，李澤吉一直在這么問自己。

和李澤吉有著相同命運的父母，在鎮遠縣還有300多戶。他們都是因為無法交納超生罰款，而被迫默許將孩子送往福利院。而在福利院進行統一“改造”后，這些孩子以3000美金的價格被賣到國外。

思念還是時常地發生，但對于已經失去了的女兒，大多數人都像李澤吉一樣，“女兒不是最重要的。”

女兒的生命，就是一筆罰款

“我不敢回來，當時計生的人在我們村里很厲害，砸房子搶耕牛抱電視的事經常發生，就是為了罰計劃生育的款，所以他們把孩子抱走，就表示說我的罰款不用交了。”

失去老三以后，李澤吉開始頻繁地做夢，老三在夢里不斷地呼喊爸爸，但是夢中的老三沒有模樣。李澤吉沒有被噩夢驚醒，也沒有淚流滿面。

2004年農歷3月18日，李澤吉的妻子楊銀燕在鎮遠縣焦溪鎮田溪村爛橋組順利地生下一個女嬰。依照當地習俗，給小孩起名字，通常都需要等到孩子上小學的時候。“我好后悔沒有早早地起好名字，現在我都不知道怎么叫她。”李澤吉說。

“老三”作為一個女孩是出現在這個世界上，對于李澤吉來說卻是準備再生一個孩子的開始。但由于害怕當地計生部門的4萬元罰款，李澤吉夫婦不得不在孩子滿月之前遠走他鄉，臨走之前，李澤吉將孩子送到了他堂哥李代武家寄養，堂哥跟他說，沒生出男孩，就別回來。

原本以為這是個萬全之策，但李澤吉沒有想到的是，計生辦的人，還是在當年農歷4月24日的時候，將孩子從李代武家抱走了。

盡管失去了一個孩子，但李澤吉再次回到家鄉的時候已經是2年以后了。“我不敢回來，當時計生辦的人在我們村里很厲害，砸房子搶耕牛抱電視的事經常發生。他們把孩子抱走，就表示說我的罰款不用交了。”李澤吉坐在自己的祖屋門前，望著在曬谷坪里打鬧孩子，毫無表情地說。

但他在2006年回鄉的時候，仍然滿懷喜悅。因為他有了一個兒子。

在整個田溪村，除了李澤吉家外，還有陸顯德的孩子也被同樣的方式抱走。陸顯德的妻子楊水英無法忘記自己的孩子被抱走的全部過程。

從楊水英家抱走的小孩生于2003年農歷12月27，在家的排行是“老五”。其實在楊水英家，第四個娃已經是男孩了，“老五”是一個意外。回憶起 “老五”被抱走的那一天，楊水英至今很懊悔。“我家男人去趕集了，要不會拿鋤頭跟他們拼命。”

回憶起2004年農歷4月15那一天，也就是“老五”被抱走的那一天，楊水英至今很懊悔。“我沒想到會那么突然。”

那天中午12點左右，焦溪鎮計劃生育股股長石光應來到楊水英家。“他說我交不起罰款，就要把孩子抱走。”楊水英說。

“這個孩子我硬要，要罰款，我交錢。”

“你這么窮怎么交錢，誰叫你不把小孩引掉。”石光應說。

楊水英沒有任何理由反駁石光應。只能找來一床好點的小被子，給“老五”裹上。但她在孩子被抱出門后，就開始去追石光應。“石光應走的是后山一條很少人走的隱蔽小路，可以通到另一個叫路溪村的臘水坳，他們的車就在臘水坳等著的。”楊水英回憶當時的情況，說自己跑著跑著也跑不動了，孩子也不敢搶。

當天下午3點左右，楊水英和石光應抱著“老五”到了鎮上。楊水英說，這是她第一次到鎮上，“我不識字，到鎮上害怕回不來，上百里地，到處都有分岔，我記不得回家的路。”她說那個時候，鎮上有車在等石光應，沒有辦任何手續，石光應就帶著孩子離開了。臨走的時候，石光應對楊水英說“不用擔心，娃娃養大了以后，福利院會送出國去。”

說罷，楊水英低下頭去，“后來我一直失眠，能睡著的時候，就一直夢到她，我好想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