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基于國家水平的國際體系的體系結構及其變化

國家水平指國家發展的相對程度。有許多指標可以用來描述國家水平，如現代化水平、文明水平、經濟和社會水平等。本報告選用現代化、經濟和社會水平為描述指標。基于國家水平的國際體系，是用國家水平描述的國際體系。基于國家水平的國際體系的體系結構，可以簡稱為國際體系水平結構。現代化研究的國際體系，重點是基于國家水平的國際體系。國際體系水平結構的變化趨勢和變化頻率，反映了國際現代化在國際體系層次的基本特征。

（1）基于現代化水平的國際體系的結構和變化

綜合現代化指數是反映國家現代化相對水平的一種指數。根據綜合現代化指數的國家分組的結構，可以大致代表基于現代化水平的國際體系結構。在1960～2004年期間，根據綜合現代化指數的國家分組的結構和結構變化如圖1-33所示。發達國家占全部樣本國家的比例平均為15%（13%～17%），中等發達國家平均占24%（19%～28%），初等發達國家平均占30%（25%～38%），欠發達國家平均占31%（22%～37%）。在過去的40多年里，國際體系水平結構具有相對的歷史穩定性，而且變化的幅度也是有限的。

國際體系的結構變化，是國際體系中不同國家的國際地位變化的宏觀體現。國際體系中，國家的國際地位變化，可以看成是一個隨機過程，可以用馬爾可夫鏈分析。國際地位的轉移概率，可以部分反映國際體系結構變化的頻率。國際地位轉移概率見后面國家層次的分析。

（2）基于經濟水平的國際體系的結構和變化

國家經濟水平，可以用綜合指標來衡量，如經濟現代化指數；也可以用單個指標來代表，如經濟效率和經濟結構等。本報告用經濟效率（人均GDP）來代表。在1700～2004年期間，根據經濟效率的國家分組的國際結構和結構變化如圖1-34所示，1900年前國家數據很少。

在過去300多年里，經濟發達國家為12～17個，中等發達國家為7～26個，初等發達國家為18～47個，其他為欠發達國家。在1960～2004年期間，經濟發達國家占全部樣本國家的比例平均為14%（12%～18%），中等發達國家平均占16%（9%～24%），初等發達國家平均占36%（28%～48%），欠發達國家平均占34%（15%～49%）。在過去的40多年里，國際體系的經濟水平結構具有相對的歷史穩定性，而且變化的幅度也是有限的。

國際體系的經濟水平結構，以國家人均GDP與高收入國家平均人均GDP的比例為分組依據，反映了國際體系內經濟水平的國際差距。國際體系水平結構，以綜合現代化指數為分組依據，反映了國際體系內現代化水平的國際差距。很顯然，經濟水平的國際差距，大于現代化水平的國際差距；國際體系經濟水平的不平衡性，大于現代化水平的不平衡性。

（3）基于社會水平的國際體系的結構和變化

國家社會水平，可以用綜合指標來衡量，如社會現代化指數和人類發展指數等；也可以用單個指標來代表，如城市化和平均預期壽命等。在1700～2004年期間，根據城市化水平的國家分組的國際結構和結構變化如圖1-35所示。在1900～2004年期間，根據人類發展指數（HDI）的國家分組的國際結構和結構變化如圖1-36所示。1900年前國家數據很少。

在過去50多年里，用城市化和人類發展指數描述的國際體系的社會水平結構，具有相對穩定性，變化的趨勢是向發達水平收斂。收斂原因與社會指標的極限值和分組標準有關。

許多社會指標是結構性指標，指標的數值具有極限值，如城市化的極限值是100%。隨著社會進步，越來越多的國家的結構性社會指標的數值會趨向極限值，數值的分布向極限值收斂，于是出現用結構性社會指標的水平描述的國際體系的結構重心上移的情況，即發達國家比例上升、欠發達國家比例下降。用這些指標描述的國際體系的社會水平結構趨向收斂。人類發展指數包括人均GDP、平均預期壽命和教育水平。預期壽命和教育水平有極限值，但人均GDP是開放的（平均的基準為40000萬國際美元）。用人類發展指數描述的國際體系的水平結構，也出現重心上移（中等發達國家比例上升、欠發達國家比例下降），但與國際體系的城市化水平結構的變化有所不同。當然，這種收斂，與分組標準有關。如果選擇數值完全開放的社會指標來描述國際體系的水平結構，則可能不會發生單調收斂。

前面用經濟效率（人均GDP）描述的國際體系的結構的變化，與用城市化水平描述的國際體系的結構變化，情況是不同的。基于經濟效率的國際體系的結構，發達國家比例基本穩定，但欠發達國家的比例上升，國際經濟不平等在擴大。基于城市化的國際體系的結構，發達國家比例上升，欠發達國家比例下降，國際社會結構部分趨同。所以，對于國際體系的結構分析，需要用綜合指標或多指標分析和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