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方杰

近日，湖南省耒陽市教育局一日簽發167份調令，將大批農村教師調往市區學校任教，一時間輿論一片嘩然。目前，涉及此事的耒陽市教育局局長王宗江已被衡陽市紀委雙規。（5月24日《環球時報》）

其實不必對167份調令大驚小怪，也不必對教育局個別領導有貪腐行為驚詫莫名，當某一現象不是個體而是群體性存在時，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湖南耒陽教育局出現“集體調動”也是如此，如果不是集體調動放大了此事的轟動效應，167名教師依然會悄然脫離農村，回到他們向往的城市。

對他們來說，回到城市就意味著可以和家人團聚，有更好的教育資源，有更高的收入，更多的展現自我的機會，這是一個人再正常不過的訴求。也沒有什么值得大驚小怪的。

真正應該讓我們警惕的，不是簡單的教育公平問題，而是城鄉教育“貧富懸殊”加大后帶來的一系列負面效應。

收入貧富差距必將帶來教育貧富懸殊，如果說收入貧富懸殊可以通過“經濟杠桿”來調節，而教育貧富懸殊關系到“一代人”，則需要社會綜合調節。

我國目前有3億多農民工，對25到40歲這一代農民工來說，他們本身已經是教育不公的受害者，隨著城鄉教育懸殊的加大，必然會加劇“窮二代”的產生。

在熱衷于關注“富二代”諸如“征婚”、“飆車”等花邊新聞的時代，人們對以農民工和低收入人群子女為主的“窮二代”教育問題卻沒有引起足夠重視，甚至很冷漠。

經濟貧困加上精神貧瘠，必將會使“窮二代”子弟們陷入惡性循環的魔咒。多年以后，“市井”還是“市井”，“樵夫”還是“樵夫”，社會階層仍然難以融合，不能首先解決教育“貧富差距”問題，城市化進程也必然會成為泡影。

農村教育得不到改善，也會加劇城鄉貧富懸殊。只有農夫身手，沒有科學頭腦，缺乏改造社會精神，農村必然會越來越窮，意識會越來越落后，兩極分化自然就越來越大，從而加劇社會矛盾，影響社會和諧發展。

農村教育搞不好，必然會使整體的國民素質教育受挫。誰能說農村教師的教鞭下就沒有瓦特、愛迪生、牛頓、錢學森呢？但問題的關鍵是，總得有人把他們帶入知識的殿堂吧？

湖南耒陽167名教師集體進城，只是中國鄉村教育現狀的一個縮影，這樣的現象在中國鄉村并不鮮見。要解決這一問題，不僅要在制度設計上將其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合理分配教育資源，適當向農村傾斜；在現實基礎上促使“教師是人類靈魂工程師”價值觀的回歸；鼓勵更多的優秀教師、志愿者立足未來，扎根鄉村教育。這才是國家之幸，民族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