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生產力水平能否趕上發達國家

　　林毅夫說，在上層建筑領域，尤其是在價值倫理方面，很難說什么是比較好的，什么是比較差的。

　　把人類文明分為先進的文明跟落后的文明的最主要的評判標準是經濟基礎，也就是生產力水平。中國的文化從世界上最先進的變為世界上最落后的，也正是從18世紀的工業革命以后，西方在器物的發明創新突飛猛進，經濟基礎快速提高，中國經濟基礎的提升相對滯后造成的。

　　因此，要講中國文化的復興，首先應該分析中國的經濟基礎有沒有辦法趕上西方國家的經濟基礎，中國的生產力水平有沒有辦法趕上發達國家的生產力水平。

　　“我對于中國的生產力水平也就是經濟基礎提高的可能性，是相當樂觀的。”林毅夫說。

　　因為，生產力水平或是經濟基礎的提高從長遠來看，最重要的就是必須技術不斷創新。而技術創新的方式對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是不一樣的。

　　對于西方已經處于技術最先進的國家，技術創新的方式只能是自己發明。

　　而對于像中國這樣經濟基礎比較低的國家，技術創新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自己發明，另外一種就是利用跟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以引進技術來取得創新。哪一種方式比較好？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好壞的唯一標準是成本孰低、效益孰高。

　　以引進技術取得快速技術創新

　　根據日本、亞洲新興工業化經濟以及改革前后的中國經驗，利用跟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以引進技術來取得快速的技術創新，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追趕發達國家的最重要、最好的途徑。

　　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出現了日本的奇跡、亞洲四小龍的奇跡，這些奇跡背后的實質秘密就在于這些國家和地區，能夠比較好地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來引進技術，以很低的成本取得技術創新。技術創新的速度快，整個經濟基礎發展就快了，所以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也隨之縮小了。

　　中國在1978年改革前后的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在1978年之前，中國自力更生，自己發明技術，在最尖端的技術上同發達國家競爭，

　　但是經濟發展的績效卻不高；1978年以后，中國開始像日本和亞洲新興工業化經濟一樣，以引進技術為主來獲取技術創新，以后的30年，中國取得了每年經濟增長9.8%的成績，成為同期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

　　延續著引進技術這條道路，在未來10年、20年、30年或者更長的時間里，中國能不能保持經濟的快速增長，讓中國的生產力水平與發達國家比較接近？ “對于這一點，我也比較樂觀。”林毅夫說。

　　根據各種比較，包括人的生命預期、嬰兒死亡率、農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等等一系列經濟、社會發展指標的對比，中國在2000年的整體經濟發展水平大約相當于日本在1960年的水平。

　　眾所周知，日本從1960年開始到1987年，用了27年的時間，人均GDP趕上美國。林毅夫說，盡管他不會過分樂觀地認為，從2000年開始到2030年，中國的人均GDP會趕上美國，但是他完全相信，現在人均GDP是美國的2.5%的中國，靠引進技術來取得經濟的快速增長，到2030年的時候人均GDP可能達到美國的20%。那么，中國在2000到2030年間平均每年的GDP增長率正好和改革開放以后的增長率相同為每年9.8%。

　　靠改革開放實現現代化

　　從日本和亞洲新興工業化經濟的經驗來看，屆時人民幣很可能會升值。根據升值的數量預計，我國的人均收入很可能將是美國的30%甚至40%。如果中國在2030年人均收入達到美國的20%，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5倍，那么中國的經濟總體實力就會與美國相當。如果中國到那時人均收入可以達到美國的30%，中國的經濟規模就比美國高50%，如果那時的人均收入達到美國的40%，中國的經濟規模就是美國的兩倍。中國將會是世界上最大、最強的國家。

　　“當然，要把這些潛在的技術可能性轉化成經濟的現實，就要靠改革開放，要靠維持穩定，要靠提高教育、產業水平，要靠不斷吸收外來的技術、管理。只有做到這些，前述的預期才能夠實現。”林毅夫說。

　　林毅夫認為，只要中國的經濟基礎提高了，作為上層建筑的儒家文化也有能力吸收外來的文明的精華，并同時能夠根據時代的需要，不斷地創新，而且在創新中會保留傳統儒家文化的精華，也會根據生產力水平的提高而變革。中國的文化有能力在一個更高的經濟基礎上，實現上層建筑的創新，從而使中國文化成為一個新的、內部自洽的實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