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定通脹預期：加息升值減稅當行

中國進入中度通脹時期

從去年7月份開始，我國的通貨膨脹率就超過了5%，三個季度的狀態非常相似，且呈現步步高的走勢，分別是超過6%、接近7%和達到8%。說明我國已經進入了一個中度通貨膨脹時期。

這種情況的出現有其必然性。首先，根據我們的研究，在管制匯率的前提下，以資本積累和出口導向為動力的經濟增長必然造成一定的通貨膨脹。為了實現高增長低通脹的目標，必然扭曲相對價格，增加資源消耗，造成結構失衡，將通貨膨脹向后推移。

其次，目前的通貨膨脹既有需求拉上的原因，也有成本推動的原因，而以后者為主。須知，在匯率低估帶來流動性過剩的情況下，其不是流向實體經濟，造成投資過旺和通貨膨脹，就是流向資產市場，造成資產價格上漲過快。目前，股市不斷下跌，已經跌到去年年初的水平；房市也處于觀望狀態，過剩的流動性形成通貨膨脹的巨大壓力。而工資成本上升，糧食和食品價格上漲不可避免，構成成本推動的主要因素。

第三，目前的通貨膨脹既是輸入型的，也是結構型，二者密切相關。由于美元貶值，國際大宗商品價格迅速上漲，原油價格已經超過117美元/桶，期銅價格達到8880美元/噸；近三年小麥價格上漲了181%，整個食品價格上漲了83%。而我國進口增長的加速，所受影響更大。由于可貿易品和非貿易品部門勞動生產率的差異和工資增長的趨同，在我國的經濟運行中表現得相當明顯，這是造成結構性通脹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見，中度通貨膨脹也不是短期的，有可能持續一個時期。

面對這種情況，我們不必著意追求價格控制目標的實現，而應當設法穩定通脹預期。如果今年能夠把CPI的上漲率控制在6%左右，就是很大的成績。只要能夠保持穩定的經濟增長和較快的收入增長，再加上加強對低收入群體的保障政策，這樣的通貨膨脹率對于中國經濟也許是利大于弊。

貨幣政策空間猶存

今年以來，貨幣政策操作以數量控制為主，在去年十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的基礎上，又三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現在已經達到16%的水平，而對于利率政策過于謹慎。

盡管一季度的通貨膨脹率達到了8%，然而名義存款利率為4.14%，實際利率為-3.86%。央行這樣做雖然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但仍然值得討論。不錯，在美聯儲不斷降息的情況下，美元利率已經降到了2.25%，中美利率倒掛，升息是增加還是抑制流動性過剩，其效應似乎難以確定。同時，貸款利率經過去年的6次提升，也已經不低，再次升息，有可能傷及實體經濟。

但是有一點是清楚的，不對稱升息的可行性是存在的。其一，3.43個百分點的存貸款利差是太大了，銀行的日子很好過，用不著下力量就會賺大錢。在銀行利潤大增的情況下，這種利率政策實際上是幫助銀行搶老百姓的錢。其二，提升存款利息并不會加速短期資本流入。如果短期資本流入就是為了一年賺取2%的利差，它就會流向比此收益更高的地方。一季度外匯儲備增加了1539億美元，貿易順差和外商直接投資合計688億美元，短期資本流入超過新增外匯儲備的2/3。其原因與其說是高利率的吸引，不如說是匯率升值預期的激勵。有人估計，其中40%要用國內借入來解釋——第一季度，本外幣存款一增一減，而本外幣貸款一減一增，就是證明。因為借美元還人民幣，用外匯進口，再將出口收入換成人民幣，是一件有利可圖的事情。很多人將個人購匯額度很快用去也是一個原因。其三，這樣大的相對價格關系扭曲對經濟的損害是巨大的，雖然這一點我們很難直接觀察得到，但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最近，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升值速度加快，一季度已經升值4.2%，累計升值接近18%。于是，有人主張放緩升值速度，因為匯率升值已經影響到出口和就業。但應當指出，這既是經濟調整不可避免的代價，也是進行結構調整的一個大好時機。人民幣匯率升值加速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國經濟出現輕度衰退和美元貶值，人民幣兌歐元和日元的匯率分別貶值3.74%和8.75%，就說明了其中的問題。匯率的較快升值是不可避免的，在利率政策進退維谷的情況下，它構成了目前政策調整的主要內容。所以，放緩升值速度的作法是不可取的，這只會推動通脹和加大經濟運行的風險。不僅如此，升值速度也許掌握在兌歐元和日元稍升不貶的情況為好。此外，貿易結算和外匯儲備幣種結構的調整也是需要的。

財政政策足擔大任

在通貨膨脹上升而經濟增長滑落的情況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操作空間不足，甚至陷于左右為難的境地，進一步突顯了財政政策的作用。不僅如此，在這種矛盾的走向面前，恰當的財政政策也許會更加有效。

為了減輕通貨膨脹的影響，穩定人們的通貨膨脹預期，財政政策可以做四件事情：

首先，應增加財政轉移支付和對低收入群體的補貼，保證他們的生活不因通貨膨脹而降低。其次，應增加教育、醫療、住房保障等社會性支出，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這是穩定預期最重要的措施。由于相關改革滯后和扭曲，支出的不確定性增大，人們消費行為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受預防性儲蓄動機支配。如果這方面的價格隨著通貨膨脹而進一步提高，必然會形成某種恐慌心理。再次，針對供給明顯不足，價格上漲過快、對人們生活影響較大的產品，采取一些鼓勵措施，提高生產者價格，增加生產者收益，以增加這些產品的投資和產出。最后，可以采取一系列減稅措施，包括進一步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至5000元、調低印花稅稅率、積極推進增值稅轉型。以上所講的減稅增支措施，現在完全有條件實施，因為政府的收入已經相當多，去年超過了5萬億元，今年一季度又增長了33%。

提高國際市場定價話語權

治理通貨膨脹的根本辦法是增加供給，而增加供給的途徑有二，一是增加生產，二是增加進口。

今年以來，進口增長較快，這是符合經濟調整方向的。為了保證國內市場供給，增加一些國內短缺和市場急需產品的進口是必要的；在有大量外匯儲備積累的情況下，也是有能力的。

不過，有一個重要問題亟待解決：我們的進口雖多，但沒有制定價格的話語權。換句話說，中國是一個大國，但在國際市場上，往往是一個小國行為，即不是價格決定者，而是價格的接受者。

在目前的情況下，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飛漲，我國的進口量又比較大，因此，如何提高在國際市場價格決定方面的話語權，就成為擺在面前的重要任務。取得國際市場定價的話語權是一個激烈而艱難的博弈過程，需要我們下大力量去做，主要辦法有三個：

第一，通過做期貨來買現貨，即在期貨價格較低時平倉進口。第二，到國外投資并購企業，掌握一部分資源。近年來，外管局、中國鋁業、國家開放銀行在海外并購上取得了一些進展，但各自為戰、甚至相互競爭的情況不少。如何分進合擊、聯合出海，仍然是需要我們著力解決的重要問題。第三，在大批購買時(如對美、對法等百多億、數百億美元的購買)，一定要把價格壓下來。

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長10.6%，CPI上漲8%，與人們的預期基本相符。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中度通貨膨脹時期，而經濟增長還會進一步滑落；行政控制已經失效，扭曲相對價格只會使問題更加嚴重。因此，一方面要加快調整，不對稱加息、加快匯率升值、增加轉移支付和減稅都是必要的。另一方面，要推進改革，在國際上，提高中國參與市場定價的話語權；在國內，通過先收取資源租金，后分享國企利潤，收租和減稅并行，進一步打破國企壟斷，校正市場扭曲，規范市場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