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已由改革開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壟斷行業的高收入、高福利，是一道冷酷的不公符號。數字顯示，有的壟斷行業職工收入比我國職工平均工資水平超出4倍到10倍之多。

新華網北京6月29日電（記者劉歡李云路韓潔）依據今年前五個月的全國財政收入數據，有預測認為2010年中國全國財政收入總額或達8萬億元。針對此預測，有關政府財政收入比重過高、企業和居民負擔過重、“國富民窮”的討論迅速占據中國媒體的版面、時段和頁面。

分析人士指出，從相對數來看，中國財政收入比重并未過高；通過轉移支付、加大民生投入可以推進“國富”向“民富”轉化，兩者并非此消彼長的關系；隨著經濟發展以及收入分配制度完善，中國將實現“國民共富”。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29日接受記者采訪表示，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國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并沒有過高，即使在發展中國家也是屬于中等偏低水平。

他說：“預估的8萬億元是絕對數，全面考量財政收入問題，更重要的指標是相對數。中國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在20％左右，這在發展中國家屬于中等偏低水平，并且明顯低于經合組織國家平均水平。即使按全口徑財政收入比較，中國政府集中財力相對數在發展中國家中也不超過中等水平?！?/p>

2007年到2009年，中國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分別為19．9％、19．5％和20．4％。按全口徑財政收入計算，也就是公共財政加上政府性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和社會保險基金收入，三年來中國政府收入占GDP比重分別為27．6％、27．9％和30．0％。

據統計，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世界平均水平為40％，即使是發展中國家，這一比重的平均水平也達35％。

中國目前仍處于高速發展過程中，需要大量的建設資金。目前中國的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在3％以內，累計國債余額占GDP比重在20％左右，地方政府也有大量顯性和隱性債務，因此，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還談不上寬裕，更不用說富裕。

當前，造成部分群眾不公平感的是居民收入占國民總收入比重連年下降的趨勢。數據顯示，1996年至2007年，中國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從69．3％下降到57．5％，累計下降11．8個百分點。

中國的儲蓄率從1998年前后的37．5％升至2007年49．9％，其中企業可支配收入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從1997年的13％升至2007年的22．5％，而同期政府可支配收入的占比僅上升2個百分點。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指出，目前，中國企業儲蓄占GDP的比例已處于全球高水平，這與經濟轉軌過程未能充分解決企業成本／利潤扭曲密切相關。企業未將成本扭曲形成的超高利潤轉移成工人養老、醫療和保險等支出，導致企業儲蓄顯著上升。

1996年至2007年，在勞動者報酬比重大幅下滑同期，企業利潤所占比重卻從21．2％升至31．3％。目前，作為中國居民收入主要渠道的工資收入，在生產要素中的分配比例偏低，僅占企業運營成本的不到10％，遠低于發達國家的50％。

“從絕對數來看，近些年來中國居民收入增長還是很明顯的，但從相對數來看，社會財富這塊‘蛋糕’切分，企業收入增長更明顯，政府收入則是恢復性增長，而且一部分作為轉移支付用來支持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我相信隨著政策優化和經濟發展，居民收入比重會逐步提高?！辟Z康表示。

國家稅務總局科研所研究員張培森指出，雖然中國政府財政收入連年增長，但財政稅收安排明顯體現了向民生傾斜、低收入者傾斜的力度，“國富”與“民富”并非此消彼長而是相互促進的關系，是有利于國民收入合理分配的。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決定實施兩年新增4萬億元的投資計劃，2009年安排中央投資9243億元。其中，保障性安居工程、農村民生工程和農村基礎設施、社會事業投資占44％，自主創新和結構調整、節能減排和生態建設占16％，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占23％，災后恢復重建占14％，其他公共支出占3％。

2010年中國共安排中央政府投資9927億元，在投資安排上繼續向“三農”、保障性安居工程、衛生教育等民生領域傾斜，向中西部地區、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傾斜，繼續支持節能環保、自主創新和技術改造。

知名經濟學家、中國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常修澤指出，收入分配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制度體系，其中蘊涵著經濟社會的深層次問題。在收入分配上要防止陷入拉薩爾的“分配窄圈”，單純“在分配問題上兜圈子”，而是要超越分配問題，從更深層次的制度層面來思考問題。

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書記處書記喬傳秀日前表示，力爭到2012年基本在各類已建工會的企業實行集體合同制度，全面推行工資集體協商，著力提高一線職工的工資收入水平。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報告表示，將繼續從“限高、擴中、保低”的思路出發，采取措施推動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我們不僅要通過發展經濟，把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做大，也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