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是我國30年來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基本背景。30年的改革開放，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從而，全面、深刻地改變了我國的發展道路、發展模式和發展進程，由此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發生了歷史性變化。進入新世紀新階段，實現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社會的全面進步，有賴于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社會體制、文化體制的改革和創新。

我國既是一個發展中大國，也是一個經濟轉軌大國。在加快推進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的同時，保持了經濟社會的持續快速發展。改革、開放與發展，構成了30年來我國發展階段的基本脈絡。

1、我國開始步入發展型社會的新階段

從發展階段看，一個國家或地區將經歷從較低水平向較高水平發展的不同階段，這可以粗略地劃分為生存型社會和發展型社會。在生存型社會中，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是解決溫飽問題。進入發展型社會，盡管經濟發展水平還有待提高，但多數人的溫飽問題得到初步解決，發展的目標開始逐步聚焦于人的全面發展。

經過近30年的改革，我國經濟得到快速的發展。到2006年，我國的GDP總量是1978年的575倍、進出口貿易總額是1978年的853倍、財政收入是1978年的342倍。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我國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制度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使我國目前處于新的發展階段，即由生存型社會開始進入發展型社會。

經濟發展水平、消費結構、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城鎮化率五個方面的變化，可以作為判斷我國開始從生存型社會進入發展型社會的參考性指標。按照這些參考性指標，我國在本世紀初開始由生存型社會進入發展型社會。這個判斷，與我國在本世紀初“實現了由解決溫飽到總體上達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的判斷相一致。

(1)經濟發展水平。根據鄧小平的設想，我國要實現小康，達到第三世界中比較富裕的國家水平，一個重要的標準就是人均國民總收入達到1000美元。這也是一個國家消費結構升級的重要起點。到2002年，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已經達到1100美元；初步估算，到2007年，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達到了2550美元左右[ZW（]根據2008年1月1日人民幣匯率與全國人口總數估算。[ZW）]。

(2)產業結構。用產業結構分析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階段時，通常把第一產業的產值不超過10%（亞洲國家不超過15%）、第三產業的產值超過40%作為一個參考指標。我國在2001年第一產業產值降到15%以下，第三產業產值首次超過40%。2007年，我國第一產業產值比重已經下降到117%。

(3)消費結構。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標準，恩格爾系數在59%以上為貧困；50%～59%為溫飽；40%～50%為小康；30%～40%為富裕。我國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在1996年降到50%以下，2000年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也降到50%以下，表明我國城鄉居民生活整體上達到了小康水平。到2006年，我國城鎮恩格爾系數進一步降到358%，農村恩格爾系數則降到43%。

(4)就業結構。按照國際通行的標準，工業化初期結束的標志之一是農業勞動力比重不超過55%；工業化中期結束時農業勞動力比重低于30%。我國的農業勞動力比重在2000年低于50%；到2006年，我國農業勞動力比重下降到426%。

(5)城鎮化進程。城鎮化水平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標志。世界銀行對全球133個國家的統計資料表明，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700美元提高到1000～1500美元、經濟步入中等發展我國家行列時，城鎮化進程加快，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將達到40%～60%。2003年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首次超過了40%。到2006年，我國這一指標進一步提高到439%。

2、30年的改革開放是推動我國進入發展型社會的主要動力

(1)我國發展階段的歷史性跨越與經濟轉軌、社會轉型同步。我國發展階段的提升，是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實現的。在這一過程中，單一的公有制被多種所有制的共同發展所取代；政府集中管制的價格機制為供求關系決定的價格機制所取代；政府運用行政手段調控經濟的格局為主要運用經濟手段的宏觀調控所取代。總的來說，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日益增強，為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創造了條件。

我國發展階段的變化，也是在社會轉型背景下發生的。我國正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由封閉半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過渡，這使得我國面臨空前的社會流動和社會變革。在這個背景下，傳統計劃經濟時代相對簡單的社會結構逐步演變為市場經濟條件下相對復雜的社會結構。

(2)市場化改革對我國發展階段的跨越貢獻突出。改革開放30年來，不斷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激發了經濟活力，促進了經濟的快速發展。這為我國從生存型社會向發展型社會過渡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我國以漸進方式推進的市場化改革，形成了統一的市場運行機制和市場體系。在這個進程中，實現了用雙軌體制逐步取代計劃經濟體制，并且進一步由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取代雙軌過渡體制。

在這30年的改革進程中，我國在所有的經濟領域和環節，大步推進各類有形市場的發展，形成完整的市場體系；全面引入包括競爭、風險、供求在內的市場機制，讓各類市場參數正常運轉；通過市場運行中的各種經濟組織和所有制改革，完善市場基礎；通過法律重新確認財產所有權，形成真正的商品交易者。

30年的市場化改革，是我國經濟社會發生巨大變化的主要動力。一方面，市場化改革使市場逐步代替政府，成為資源配置的主體。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保障了資源的優化使用。這是我國經濟活力得到釋放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伴隨著思想解放的市場化進程，在實踐中又加快了思想解放的進程。

許多研究已經量化了市場化改革在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巨大貢獻。例如，中改院的研究表明，從2000年～2005年我國人類發展指數（HDI）的增幅看，GDP指數增長的貢獻率初步估算達到56%左右，超過了預期壽命指數與教育指數增長貢獻率的總和。這表明，近些年我國人類發展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再例如，國民經濟研究所的研究表明，我國經濟近30年的高速增長不僅靠以資本和勞動力為代表的外延性投入增長，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同樣有重要貢獻。后者意味著市場化改革是有明顯績效的。從1987年到2005年，在我國經濟年均95％的增長中，5％～55％來自資本和勞動力投入，38％～42％的增長是由全要素生產率貢獻的。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僅1％左右，發達國家也只有3％。我國作為發展中的大國，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在經濟增長中的突出是非常突出的。

(3)我國發展階段的跨越與思想解放程度高度相關。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也是思想不斷解放的歷史。從實際出發，而不是從本本出發，是30年改革開放取得偉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思想指導下，我們破除了社會主義同市場經濟不兼容的教條，在社會主義同市場經濟相結合方面進行了大膽的實踐探索。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體制變革，使億萬人民成為財富創造的主體，變“要我發展”到“我要發展”。市場化改革30年來，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極大地增強了經濟運行活力，促進了財富涌流。投資體制、財稅體制、金融體制、宏觀調控等方面的改革均取得了長足進展，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基礎性作用的發揮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4)我國發展階段的跨越與國際化進程相適應。通過對外開放，我國成功地抓住第三次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機遇，通過積極參與國際分工來發展壯大自己。變封閉、半封閉的經濟體為全面開放的經濟體，既彌補了自身發展資本的不足，利用外部市場緩解了就業的壓力，也有效地促進了國內改革的步伐。

從生存型社會進入發展型社會，是我國30年改革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新階段我國改革發展的重要背景。這個歷史性跨越帶有“轉軌中發展”的特點，也帶有“發展中轉軌”的色彩。新階段我國改革發展的許多矛盾和問題，需要結合這些宏觀的結構性變遷來思考和分析。[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新階段改革的起點與趨勢——2008' 中國改革評估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