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聯盟”趨勢的猜想

一個社會的各種精英之間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圍內，應當比他們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更有利于社會整體的發展,但要謹防這種“精英聯盟”變成“精英壟斷”

陳光金

在新富家族崛起的過程中，不僅伴隨著各種形式的“政商合作”，而且還廣泛存在各種形式的“學商合作”。這種“精英聯盟”，在部分領域、部分地方確實已經成為一種不容否認也不可回避的事實。或者也可以認為，“精英聯盟”正在成為中國新富家族的一種重要特征。

三大領域的社會精英為何常發出相同的聲音

中國社會在1978年以來的30多年中發生了多維度的廣泛而深刻的分化。而這種分化的實質，則是全社會的利益關系的重大調整，或者說是全社會范圍的利益分化。

這種分化首先表現為政治、經濟、文化(知識)三大生活領域的相對獨立空間的逐步形成，從而造就了三大領域的社會精英群體，而新富家族是典型的經濟精英群體。

這種社會分化，有一個突出的表現特征，就是利益的差別化或利益不平等的擴大化。在這種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的分化過程中，社會經濟地位處于中上層的社會階層獲得更多的改革收益，而處于中下層尤其是底層的社會階級階層獲得與他們的付出不相稱的更少的利益。

有學者認為，中國社會的這種階級階層結構出現了所謂的定型化趨勢，近年來人們熱議的“富二代”、“窮二代”以及 “官二代”，就是這種趨勢的一種反映。

在許多其他涉及各個社會階層重大利益和權利調整的方面，現有的一些制度實際上也是固化現有利益和權利格局的重要機制，例如征地制度、拆遷制度、農民工制度以及被認為具有碎片化特征的社會保障制度，等等。其中當一些制度在實行中明顯具有損害社會中下層的利益的時候，即使在法律位序上低于相關的國家法律，但卻顯得異常強悍，可以與后者對抗。在不斷上演的征地拆遷悲劇中，即使在《物權法》已經生效的時代，土地被征用、房產被拆遷的普通公民的相應物權并不能抵抗征地和拆遷者的公權(或者資本權力)。如果說，中國社會階級階層結構正在呈現出定型化的趨勢，那么，這樣一些制度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在這三個領域活動的精英們，在改革和開放的話語下，從各自的角度推動著改革和開放的進程，從而形成某種博弈格局——并且顯然不是零和博弈，而是正和博弈，精英與大眾雙贏。但是，自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這種雙贏的局面日漸被打破，各類精英集團從改革發展中獲得的好處越來越大于大眾的收獲，這一點，在我們以往的全國性大型社會調查中得到了驗證：絕大多數被調查者認為這些精英群體是最近十年來的主要受益者，即使在那些屬于精英集團的被調查者中情況也是如此——可以說，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社會已經形成了某種程度的共識吧。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部分控制著政治資源、經濟資源和知識資源的社會精英們何以幾乎總是在涉及利益和權利格局調整的問題上會發表著相同或相似的聲音，并且不僅僅是說說而已，往往還雷厲風行地付諸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