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危害是使改革變形

“權勢分利集團”一旦實現了對公權力的“綁架”，危害是巨大的：

第一，強化短期行為?！皺鄤莘掷瘓F”一心只為個人和小集團謀利，并不在意國家和人民的整體和長遠利益，這就決定了公權力一旦被挾持，必然出現大量“竭澤而漁”的短期行為，哪怕耕地銳減、環境污染、資源破壞、礦難頻發也在所不計。而一些起家資本不多的房地產商，能在極短時間內進入中國富豪金字塔尖的部分，也是建筑在從項目立項、銀行貸款、工程招標、用途變更、容積率調整、直到監理驗收等各個環節的“公關”活動上的。在他們成為公開富豪的同時，也造就了若干隱蔽的富豪。

第二，降低了人們對改革的信任度。“權勢分利集團”對政府俘獲活動的重要表現，就是使改革的走向脫離改革初衷。例如分配領域的改革，是先打破平均主義，讓一部分人富起來，再通過先富帶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但在改革的初始階段，市場競爭和發展不平衡必然導致社會收入差距擴大。因此，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政府就要適時通過政策調控和國民收入再分配，把收入差距控制在適當范圍內。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以來，這方面的調控力度已明顯加大。但“權勢分利集團”的重要特征，就是其既得利益具有剛性，絕對利益只能增加不能減少，相對利益的份額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因此，對于黨和國家試圖平衡各種利益的改革，他們總是采取軟拖硬頂的抵觸態度，或者千方百計使之扭曲變形,使避免兩極分化的措施不能到位。

改革，作為利益的再分配，不可避免會付出一定社會代價。但如果經常出現多數人承受改革代價，少數人享受改革成果的情況，人們對改革的信任度必然下降。

第三，破壞市場經濟的社會政治基礎。當“權勢分利集團”挾持公權力，把改革變為替自己攫取更多利益的手段時，人民群眾就會由改革的受益者，變成“改革”的包袱。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穩定的基礎必然被削弱。而越不穩定，就越要急功近利地推動GDP高速增長，做大蛋糕，緩解矛盾；越要推動經濟高速增長，就越要推出符合強勢群體要求的“改革”舉措，擴大貧富差距和造成社會矛盾尖銳化，從而使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被扭曲。要走出這種惡性循環，首先要堅決阻斷權勢分利集團和公權力的聯系，從根本上講則要消除“權勢分利集團”存在的土壤和活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