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討論的混亂，毫無疑問和中國發展經驗的復雜性和豐富性有著直接關系，但是也在于我們這個民族和國家至今對于自己的歷史、現在和未來，缺乏共識性認識，存在著主體的模糊和認同的搖擺。

前不久，一則標題為“美國高官清華受訓學習‘中國模式’”的消息引起了社會不小的轟動。一則這個消息印證了“中國模式”在世界范圍內影響日益擴大的判斷，再則由于培訓對象是美國的“局級干部”，所以讓人產生培訓會影響美國上層決策者的期待。畢竟按照中國人的政治思維邏輯，“局級干部”掌握著國家許多重要政策的制訂權。如果將這則消息和美國總統奧巴馬去年11月份訪華之前《時代周刊》(亞洲版)上發表的“美國該向中國人學習的五件事”一文聯系起來解讀的話，更有一番意味在心頭。

固然，中國的發展經驗引起美國官方的重視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因為在過去半個世紀里，美國一直熱衷于在世界各地推廣美國經驗，并且成為許多國家爭相模仿學習的對象。現在，中國的快速發展經驗，不僅為世界各國理解和認識現代發展道路提供了一條可供參考的坐標系或參照物，而且也有利于糾正和增強國人的民族主體性。

在中國不斷融入全球化進程，并與世界各國各民族的交往日益加深的過程中，后一種意義更為重要，因為只有確立合宜的民族主體性，才能夠有效地避免在過度自卑和過度自信之間搖擺。合宜的民族主體性，就是要在與其他國家和民族，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的交往中，清醒準確地認識自己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找到自己的歷史位置和全球位置。換句話說，就是知道自己的身份、特長，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的資源和優勢。

如同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近代以來，中國人對于西方始終持畢恭畢敬的弟子禮，而且是一個好學上進的小學生。但是正如毛澤東所說，在學習的過程中，先生總是欺負學生。更重要的是，在“西學東漸”中，民族的主體地位受到了很大的挫傷。一方面，把西方的一切都視為學習的對象，亦步亦趨，奉為圭皋;另一方面對于自己的歷史、成就和經驗又容易妄自菲薄，數典忘祖。主體性的受挫，讓人們更重視外界的，尤其是西方的評價，忽視了內省和自信的培養，特別是自身比較優勢的有效挖掘和利用。對于外部評價過度敏感，客觀甄別和對待不足：對于批評，盡量回避，不敢直接面對;面對贊揚，則大肆宣揚，滋生出空虛的自信。更滑稽的是，個別人士還對外部評價采取選擇性采納，運用各種手段，將批評加以屏蔽過濾，限于一隅;對于贊揚，不問出處，自由闡發。這樣做，似乎是在維護民族的自尊，發揚了民族主體性，殊不知卻在自己編織的話語中失去了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