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幾個月的CPI上升，使得人們幾乎一致認為通貨膨脹壓力增大，至少是結構性通貨膨脹。而多年以來，國人已經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勢：“物價上升就是通貨膨脹，物價下降就是通貨緊縮，物價指數就是通脹指數，其相應的治理辦法就是緊縮和放松銀根。”

對此，作者認為：“物價指數就是通脹指數”這種思維定勢是不符合中國國情的，是形而上學的，而以此為出發點的調控措施不僅不見能顯效，有時還可能會產生副作用。

目前，國內許多人認為：“中國的物價指數就是通脹指數。”對此，我不敢茍同。因為通貨膨脹是由于貨幣發行數量超過流通需要而造成的紙幣貶值。在成熟的市場經濟條件下，通貨膨脹只與印刷廠有關。而所謂通貨膨脹實際上是一種再分配政策的產物，政府為了彌補自己的財政赤字，故意讓貨幣貶值，把企業和老百姓的部分收入轉入政府或大財團手中。我國目前的市場經濟正在發育之中，政府是十分盡力負責的，而且財政收入又處于超常增長階段，根本沒有制造通貨膨脹的政策動機。我認為，要認清我國物價與通脹的關系應對下面三個問題有清醒的認識：

首先，清醒地估價我國市場經濟發育的水平。我國原來的商品價格是既不反映價值也不反映供求的計劃價格，改革的30多年來它越來越像市場價格，但時至今日還不是真正的價格。像糧食和能源這樣影響所有商品成本的產品價格還基本上屬于計劃價格范疇。我國重要商品和主要資源的價格還都不是真正的市場價格，貨幣也就不是真正的貨幣。人們煞有介事地把所謂的物價指數當做通脹指數，實際上是作繭自縛，自己嚇唬自己。什么通脹了，通縮了，都是無稽之談。有一些人用美國人的眼睛看中國，心里想的是攝氏，眼睛里看的是華氏，難免冷熱顛倒。

其次，物價指數的升降是產品價值和貨幣價值變化的綜合反映。既可能是產品價值不變，貨幣價值升降的反映，也可能是貨幣價值不變，產品價值升降的反映。只有貨幣價值的升降才是通貨問題。目前食品的價格上升是其成本價格變化的正常反映，不是貨幣貶值，而是價格補位。所謂局部通貨膨脹或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的理論，都是把價格變動歸因于通貨問題。如果治理這種類型的所謂通貨膨脹必然抑制短缺產品擴大再生產的能力。如果說這種類型的所謂通貨膨脹不需要治理，那么把它們稱為通貨膨脹，又有什么意義？

在我國工農兩種生產方式并存的條件下，農產品價格持續上升是長期的正常的現象，穩定不變或下降反而是不正常的。對此，我們要有充分的心理準備。工農業兩個時代生產方式的矛盾解決得順利，農產品價格的上升就會慢一點，解決得不順利就會快一點；如果一個時期農產品價格平穩了，甚至下降了，那就是在醞釀著更大幅度的騰升。什么時候兩種生產方式的矛盾基本解決了，城鄉生產方式一體化了，我國的市場經濟真正成熟了，平均利潤率規律發揮作用了，食品價格指數才可能同其他產品一樣由短期供求關系決定。

近年來，城里人的收入增長得比較快，農民工的工資也上升了13%以上，農產品生產的機會成本上升、有購買力的需求擴大是必然的趨勢；即使不考慮其他成本因素，沒有政策因素的阻礙，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經營管理體制的變革也都需要一個或長或短的歷史過程，農產品的人工成本不斷提高是整個國民經濟現代化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十分正常的現象，否則就沒有改造小農經濟的壓力和動力。小農經濟的流通規律是買難賣難，農戶從農產品市場上增加的收入，是以消費者數倍的支出為代價的。只要小農生產方式不變，無論如何也改變不了生產者價格低、消費者價格高、中間商過多的現實。問題早已經擺在人們面前，不通過轉變農民的社會身份、分工角色大量地減少農民，不改造農業的生產方式，又要提高農民的收入，只有政府不斷地補貼農產品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一條路可走。我國每年的一個一號文件含金量都是數千億元，為什么所謂“三農問題”卻成了重中之重？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把精力都用在了保護農村經濟身上，而在轉變農民社會身份、減少農民方面卻做得太少了。

第三，目前的CPI上升是我國發展方式轉變的正常反映。政府樹立了以人為本的發展觀，不斷提高民眾對解決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和住宅問題的期望值，人們的收入也有了實實在在的提高，增強了消費信心和支付能力，拉動了城鄉的消費。食品價格的上升是購買力強勁，消費量擴大的必然結果。這是大好事，是增加農民收入的正當途徑。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減少農戶，只靠增加農業的現代化裝備，必然大幅度提高農產品的成本。武裝到牙齒的小農還是小農，我國農業不是裝備不足，而是農業的規模不經濟。

總而言之，食品價格的上升是購買力增加、成本上升、供應不足造成的，貨幣并沒有貶值，而是食品更值錢了。食品價格的上升是在幫助我們調整結構，逼迫我們改變就地消化農民的錯誤政策，而要真正解決這一問題，我們必須下決心轉變農民的社會身份和分工角色，加速我國農業生產方式改造。